经济史反思:之前的财政补贴与经济运行机制存在着哪些缺陷?

一则,它只分析了财政补贴同一种经济调节机制市场经济的调节机制的关系,却未把眼界扩展到财政补贴同其他经济调节机制,例如计划调节机制的关系上。二则,它一般地指出了财政补贴在不同的相对价格体系基础上可能和应该承担的职责,但却未说明社会何以选择这一种而不选择另一种相对价格体系。三则,相对价格体系只是经济体制和由它规定的经济运行机制的组成部分,

简言之,在经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层次上探讨财政补贴的合理性,可能使我们的认识深入一步。经济体制指的是人类社会发展一定阶段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它规定了特定的经济社会所要实现的主要的社会目标以及这一社会目标赖以实现的经济运行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说,特定的经济运行机制不断地再生产特定的经济体制,经济学的研究应将重点放在经济运行机制上。经济运行机制是一个很难下确切定义的概念。一般来说,它指的是在一定的经济体制条件下,若干经济现象之间的稳定的相互联系,特别是在经济组织一定的行为基础上形成的经济现象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一定的经济机制不断地产生着一组确定的经济结果。

我们可能不完全了解某一既有的经济运行机制所产生的条件和复杂的背景,也可能不完全清楚这套运行机制的各个方面的细节,但是,只要我们能够观察到某些现象之间确实存在着稳定的作用关系并不断地产生着一组确定的结果,就可以确认这一机制是存在的。这一定义可能不令研究经济机制的专家们满意,但对于本书的研究目的而言倒还差强人意。迄今我们知道的经济运行机制,就理论形态而言,大约有市场机制、计划机制和市场与计划相结合的机制。

这些机制的优劣长短历来是最热门的话题,但在这里不拟涉及。笔者感兴趣的是:每一种经济运行机制都有自己特定的功能,这些功能的发挥都产生一些特定的结果或者说实现一些特定的目标。然而,每一种经济运行机制的功能都是有限的,其功能的有限性规定了其在实现某些目标方面可能十分有力,但在实现另一些目标方面则显得力不从心。例如,市场机制在调动企业的生产积极性,实现从微观角度看的经济资源有效配置方面是有力的,但在集中资源发展重点产业,公平分配国民收入,克服垄断的弊端等方面则能力很弱。计划机制则相反。

它能够迅速地将资源集中起来,一般地也易于使国民收入在国民间进行公平分配,但是不易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在资源配置问题上也常常失误。本书将各种经济运行机制在实现某些目标上出现的功能缺陷称为经济体制和由它规定的运行机制缺陷。从理论上说,经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缺陷可以通过改革来消除。但是,看到的情况是,尽管各国都承认自己的经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存在缺陷,但改革的步伐却是缓慢的。这或者是因为,尽管经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存在缺陷,但人们却认为它在实现被确认的国民经济的主要目标方面比较成功,对它进行改革,可能削弱它这方面的功能,因而与其改革不如保持原有的机制,至于该机制所产生的缺陷,则可运用其他手段予以进行修正。

或者是因为,尽管人们已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由于政治力量、历史传统、国民习惯乃至国际环境的约束,改革的进展步履维艰。还可以找到其他一些原因。总之,一种经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一经确定,就具有相对稳定性,它固有的缺陷也就成为长期的。任何经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都存在缺陷,这些缺陷需要弥补,但人们又不大容易通过改革经济体制来做到这一点,余下的办法就是通过政府干预来完成这一任务。财政补贴就是这种政府干预手段之一。

所以,财政补贴的合理性可以由既有经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存在缺陷的客观性以及弥补这一缺陷的必要性加以说明。作为弥补缺陷的手段,财政补贴主要通过改变经济参数来部分地修正经济运行机制或修正运行机制所产生的结果。例如,在西方国家中,辅以限价政策,对垄断企业提供补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垄断制度所产生的阻碍竞争机制。再如,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对农业部门提供补贴,可以部分地弥补农产品低价所造成的阻碍农业发展的不利机制。又如,一国对出口施以补贴,可以在保持汇价不变的条件下,部分地弥补本币高估不利出口的缺陷。

应当强调,财政补贴既然为弥补缺陷的手段,在政府的经济政策系列中,就只能居于辅助性的和用于应急的地位,社会不能依赖它去实现自己的主要经济和社会目标。这一论断的引申意义是:如果国民经济的运行对财政补贴的依赖过大,以至于没有它,社会便很难有效地组织生产、流通和消费,那就说明,既有的经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已无助于实现社会的基本目标,对其进行改革已成当务之急。

以上各节的研究主要是实证的。这就是说,当说到财政补贴可以改变相对价格结构时,当说到财政补贴可以利用、限制或违背价值规律时,当说到任何经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都存在着缺陷、财政补贴能够弥补这些缺陷时,本章提出的都是一些可以根据事实加以检验的命题。但是,说以上分析主要是实证的,便意味着其中业已包含了规范的分析,尽管并不占主导地位。

事实上,提出“财政补贴合理性”的论题,本身就已包含了规范的因素,因为补贴合理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实在就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经济学既应有实证分析,也应有规范分析。而且,在笔者看来,规范分析应是全部经济分析的归宿。这是因为,经济范畴所反映的,无非就是人们独自地或有形无形结成群体所从事的一种活动;作为分析的结果,应当对这种活动有一个合理不合理、符合不符合人们的利益的判断。财政补贴尤其如此,因为这项政策活动的实质是将一部分人的收入无偿地转移给另一部分人去用,对这一政策活动的合理性理应有充分的说明。

经济社会中最基本的关系是利益关系。利益总是指经济主体的利益。可以概括地将经济社会中的利益主体分为国家、企业和个人三大方面,因而经济社会中存在着国家利益、企业利益和个人利益。各经济主体的利益之间存在着矛盾。早在1920年,庇古就曾探讨过私人(企业和个人)活动的结果同社会作为一个总体的活动结果的不一致问题,并将这种不一致概括为边际私人纯产值同边际社会纯产值的背离。

他指出,产生这一背离的原因不外三条:(1)某些耐久性生产设备的使用权与所有权不相一致。例如土地,其所有者是地主,经营者(使用者)则是租地农场主。在承租期间,租地农场主一般不可能花费大量投资去改良土地,相反,从自身利益考虑,他们只会过度地使用土地,而过度使用土地意味着对经济资源的浪费和损害。在这里,出现了边际私人纯产值(对租地农场主)和边际社会纯产值(对社会)的背离。(2)存在着外部经济和外部不经济。(3)存在着厂商收益或成本变动趋势的差异。如果厂商成本递减,按边际成本确定供给价格,社会将从这递减的供给价格中获益,此时,厂商这项经济活动创造的边际社会纯产值大于边际私人纯产值;反之,如果厂商边际成本递增,按边际成本确定供给价格,社会将由这递增的供给价格受损。

在这里,庇古实际上谈的是私人利益同社会利益的矛盾问题。后来的西方经济学家对社会福利问题的研究,大体上都遵循这条路子。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文献中,关于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关系的讨论可谓汗牛充栋。早一点的理论认为,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的利益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是完全一致的,因而不存在经济主体之间目标和行为的冲突。随着人们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认识的深入,上述高度理想化的观点逐渐被抛弃。取而代之的观点是: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三大经济主体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但在某些方面存在矛盾,因此,三大经济主体的目标和行为方式之间存在着基本一致条件下的差异。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严峻现实迫使人们更实际地看待三大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文献已经明确地将国家、企业、个人三者之间的矛盾,以及协调、处理这一矛盾的问题列为重要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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