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子珍坚决要离开主席苦劝无果一年后他致信:今后就是同志了

1935年10月,贺子珍跟随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吴起镇,不久中央机关进驻保安县。在保安县的一座破旧窑洞里,贺子珍生下女儿李敏,乳名娇娇。再后来,贺子珍跟来到延安,凤凰山下的吴家窑洞,成为她跟最后的一个家。

没想到,贺子珍在生下女儿不久,负气执意要离开他,任凭他如何劝说就是不愿回头。当两人再次见面时,已经是22年后的事情,那时早已物是人非,而贺子珍却无比后悔。贺子珍为何离开?这里面究竟又有着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

1937年1月底,美国记者艾格妮丝·史沫特莱来到延安,进行了为期7个月的采访。史沫特莱是来陕北地区的第二位外国记者,加上宋庆龄、斯诺的推荐,所以方面格外重视。但是,贺子珍没想到,正是这位女记者的到来,让她跟的矛盾彻底激化。

史沫特莱为人开放,不拘小节,抵达延安当天晚上就见到了和朱德。一见到朱德,史沫特莱几乎冲上去,热情拥抱朱德的脖子,还在他的脸上左右各亲了一下。史沫特莱认为这些长征幸存者,应该学会放松自己,于是决定教大家西方的交际舞。

吴莉莉当时是史沫特莱的翻译,在两人撮合下,不少红军高级指战员加入学习交际舞的行列。后来,朱德、周恩来等人也参与其中。不愿参加,史沫特莱认为原因是“由于自尊心强,他不学跳舞,生理上也没有节奏感。”

当时延安城的钟楼东侧有一座不大的基督教堂,当被改为中央大礼堂之后,几乎每个周末晚上都会举行舞会。虽没参加舞会,可他经常来史沫特莱居住的窑洞里交谈。史沫特莱在回忆录中写道:

“常到我和我的翻译同住在一起的窑洞里来,于是我们三人一起吃便饭,纵谈几个小时。因为他从来没有出过国,所以他提出了成堆的问题。我们谈到印度,谈到文艺。有时他朗诵中国古代诗人的名句,有时他低吟自己写的律诗。他有一首怀念他第一个夫人的悼亡诗,因为她被杀害了。”

史沫特莱也经常主动找交谈,有时她还主动行拥抱之礼,这让贺子珍很不高兴,她认为史沫特莱这个礼仪是“爱的表达”。一天晚上,来到吴莉莉的窑洞里商讨事情,没多久贺子珍也找上门来。

一进入窑洞,贺子珍就大喊大叫,不停打,一直打到她上气不接下气才停手。住在隔壁窑洞的史沫特莱也被惊动,很快也来到现场。这时现场气氛很尴尬,提高嗓门说:“子珍,别说了,赶快回去吧。”

贺子珍越想越生气,当场跟吴莉莉厮打起来,最后还是警卫将她们拉开。非常生气,尽力克制着,他让警卫员把贺子珍带走。这件事过后,贺子珍对产生了深深的误解,也成为他负气离开延安的导火索。

不久,贺子珍发现自己又怀孕了。贺子珍生孩子生怕了,加上长征途中受伤,身体里还有弹片。贺子珍决定先去延安,从那里再去上海取出弹片,并做人工流产。对于贺子珍的这个决定,起初不同意,但贺子珍执意要去,为此两人大吵一番。

最终同意了。就这样,贺子珍于1937年10月离开延安。贺子珍顺利抵达西安,可她很快从刚从上海回来的毛泽民和钱希均夫妇那里得到一个不好消息,上海被日军占领。暂时无法去上海,贺子珍也不想回延安,就暂时在西安住下来。

获悉后两次托人给贺子珍带信,苦苦劝说她回延安,还给他捎去一箱子爱用的日用品。在一封信中写道:

“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只在三种情况下流过泪,一是我听不得穷人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要掉眼泪;二是跟过我的通讯员,我舍不得他们离开,有的通讯员牺牲了,我难过得落泪;三是在贵州,听说你负了伤,要不行了,我掉了泪。”

贺子珍虽生气,但一想到之前跟生活的那个窑洞非常潮湿,就用自己津贴购买了一床新棉被,托钱希均给带去。贺子珍当时决定去莫斯科,钱希均则劝她回去,“你这样就走了,娇娇这么小,谁管啊?”

“他管嘛!”贺子珍赌气地说。钱希均以开玩笑的口吻吓唬她:“你这么一走,我可听说延安地区的女青年专门找长征干部,你不怕走了,有人去找他?”贺子珍没回答,只是微笑着说:“他爱我,我走到天边他也爱我;他不爱我,我天天在他身边,他也不爱。”

贺子珍性格还是太倔强了,她让钱希均去带话让等她两年。贺子珍没想到,两年时间会改变很多,这一等就是十年生死两茫茫了。来到莫斯科不久,贺子珍生下儿子,但短短6个月就因感染流感夭折。

身处异国他乡,如今儿子又病死了,贺子珍整日以泪洗面,加上很少给她写信,这让她更为悲伤。贺子珍开始意识到一年前自己太冲动了,于是给写了一封信,并附上自己一张照片,托人带给。

然而,贺子珍没能收到回信,她开始预感到有不好的事情可能发生了,一年后她收到回信。1939年8月,周恩来来莫斯科治疗之前粉碎性骨折的右臂,他给贺子珍带来一封的信。信中,写道:

“自珍(贺子珍原名贺自珍)同志,你寄来的照片已经收到。我一切都好,勿念……以后我们就是同志了。”

一看到“同志”二字,贺子珍如晴天霹雳,“老毛”这是委婉提出离婚啊,眼泪夺眶而出。按照之前计划,贺子珍在1940年底就应该回国,但她不想回国,于是留在苏联东方部教孩子们学中文。

从此,贺子珍看起来像变了一个人,她觉得自己的人生从来没有这么绝望过,直到1941年把娇娇送到她的身边。由于苏德战争爆发,贺子珍等人被迫疏散到了伊万诺沃市生活。当时毛岸英、毛岸青也跟贺子珍一起生活,她和三个孩子组成了一个临时的家,孩子们给她带来的短暂的快乐。

在伊万诺夫城生活条件很差,生活物资匮乏,加上7岁的娇娇不适应这里的气候,很快染上了急性肺炎,但医院以医疗物资匮乏,直接把娇娇送到太平间等死。

贺子珍像疯了一样去哀求医院领导,最终使得娇娇得到了治疗,捡回了一条命。然而,厄运再次降临。贺子珍因照顾娇娇,没有按期上交儿童医院规定支援前线的袜子。贺子珍一再解释,院长不停斥责谩骂她,贺子珍被惹怒了,两人大吵一架。

此事过后,贺子珍被强行带到伊万诺夫城精神病院,这一呆就是5年多时间。1946年,在王稼祥的努力下,终于将贺子珍从精神病医院营救出来,次年贺子珍带着娇娇、毛岸英回国,来到东北哈尔滨生活。

“主席,我已经回到祖国了,身体不太好,还在休养。并参加一些工作。我离开中国9年,对国内现在的情况不大了解,我要通过工作来了解情况。我在苏联的日子,比在长征时还要苦。不过,这已经过去了。现在我要好好工作,我正在学习做工会工作。”

贺子珍还在信中表达了对她母亲和妹妹照顾的感谢,称将终身铭记于心。收到了信件后,提笔犹如千钧,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写了一封回信,委托贺怡转交贺子珍,内容大意如下:

“自珍同志:向您问好!娇娇在我身边很好。我很喜欢她。望您要保重身体,革命第一,身体第一,他人第一,顾全大局。”

接到回信,贺子珍再一次看到“同志”二字,她知道她跟无法再回到当年了,之后她听从组织安排,南下到上海生活。以后娇娇每年放暑假,都派人把女儿送到贺子珍身边。从女儿口中,贺子珍知道了很多事情,尤其得知他身体很好,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江西是贺子珍的故乡,她对这片土地有很深的感情。早在1958年,贺子珍就从上海来到南昌生活。江西省委鉴于贺子珍的特殊身份,对她的住处和行踪进行严格保密,当时她被安排在南昌三纬路一栋安静的小院子里居住。

1959年7月7晚,贺子珍像往常一样准备休息。突然敲门声响了,来人是江西省委杨尚奎的妻子水静和朱旦华。朱旦华原来是毛泽民妻子,毛泽民牺牲后,朱旦华与方志敏弟弟方志纯重新组成了家庭,方志纯时任江西省副省长。

两人此时来找贺子珍,担负着一项重要任务,接她去庐山跟秘密见面。7月8日下午,一行三人乘车从南昌出发,晚上9点抵达庐山。到此时,贺子珍还不知道,她即将在20年后见到。

9日午饭之后,趁着贺子珍午睡,水静悄悄去了当时下榻的“美庐”别墅。水静汇报了接贺子珍上庐山经过,很满意,连说“很好”。随即,对水静说:“今天晚上9点,你坐尚奎同志的车,送她到这里来,门哨认得尚奎同志的车号,不会过问的,开进来就是了。这里已经安排好了,身边的几个同志都有事下山去了,只有小封留下值班。”

水静还问要不要让朱旦华一起陪同,表示不用。很显然,希望他跟贺子珍见面这件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晚上9点,水静陪同贺子珍来到“美庐”,当她进入客厅时,发现正微笑着看着她。

水静悄悄离开,则让贺子珍坐下,给她倒了一杯茶。再次看到在一起生活10年的革命伴侣,贺子珍感慨万千,眼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无数个日日夜夜,贺子珍渴望跟见面,她有太多话想倾诉。

如今就在眼前,贺子珍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是低着头不停地哭泣。则说:“我们现在见面了,你不说话,光哭,以后要是见不到了,又想说。”接着又问:“你这些年过得怎么样?身体都好了?”

贺子珍情绪慢慢平静下来,详细询问了生活情况,还告诉她“现在更忙了。”两人一问一答,听了贺子珍在苏联的遭遇后,连连摇头,不禁叹息地问道:“你当初为什么一定要走呢?”

话语中有责问,但更多的却是惋惜。贺子珍更伤心了,她哽咽着回答:“哎,都是我不好,我那时太不懂事了。”两人交谈了一个半小时,没有相拥而泣,更没有握手言欢。贺子珍关心身体,离开时拿走了的香烟和安眠药……

7月10日上午,贺子珍被送下山。当水静向汇报这件事时,主席则说:“这位女同志是女中的豪杰,人是很耿直的,就是缺少文化,她不要去苏联,劝也劝不住。苏联卫国战争期间,生活是很艰苦的,我们也不知道消息……”

22年的等待,22年的分离,贺子珍只盼到了一个半小时的见面。两人都没想到,庐山匆匆一别,竟成为他们的永别。1966年,贺子珍再一次来到庐山,在之前居住的房间里反复地观看,还抚摸睡过的床,满脸都是眷恋的表情,她是多么渴望能在身边。

1976年9月9日,在北京逝世。贺子珍渴望去北京送别,可惜未能成行。之后,贺子珍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几乎在医院里度过了人生最后七年。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国家面貌为之一变,党中央没有忘记当年为新中国诞生浴血奋战的英雄们。

1979年6月10日,贺子珍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第二天,各大官方报纸都在醒目位置刊登了这条新闻并附带了一张贺子珍的照片。贺子珍的在世老战友们都很高兴,也是在这时,国人才了解原来贺子珍还在世,不过已经是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了。

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后,贺子珍第一次向党组织提出了一个要求:我想去北京看看,想去瞻仰的遗容。组织上很快批准了贺子珍的请求,9月6日,逝世三周年前夕,北京方面派人将贺子珍从上海接到北京。

这是贺子珍第一次踏上北京的土地,这一次不是通过照片、不是通过电视屏幕,而是用自己的双眼,原来这里就是生活多年的地方,这让她激动不已。由于贺子珍身体不好,她一到北京就被送到301医院。

9月8日,贺子珍在女儿、女婿等人的陪同下,坐在轮椅来到纪念堂。一进入大门,映入眼帘的就是的雕像,贺子珍立刻就泪流满面,她让女儿、女婿把早已准备好的花圈敬献到雕像前,之后就是合影环节。

花圈缎带上写着这样的字:“永远继承您的遗志”、“战友贺子珍率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敬献。”贺子珍和合影照片并不多,在仅存的照片中,我们看到两人是那样的意气风发。如今再次合影,却是阴阳相隔。

李敏推着贺子珍进入遗体陈列室,贺子珍看到水晶宫内的遗体,再次泪如雨下。来之前,医务人员多次叮嘱李敏,让她一定要控制参观纪念堂时间,千万不能让贺子珍过于难怪伤心,那将对她病情影响很大。

一想到这,李敏慢慢推着母亲进入一旁休息室。那里墙上悬挂着的著名诗篇,《七律·长征》。这首诗是在1936年5月翻越岷山时创作,那时长征即将胜利。非常喜欢这首诗,多次修改,还经常读给贺子珍听。

离开纪念堂时,贺子珍不停地回头,似乎要把这一切牢牢印刻在脑海中。外甥女孔冬梅后来透露了贺子珍瞻仰遗容的一个细节:

“有一张照片,抓拍到外婆在纪念堂门外的回眸,它恰到好处地捕捉到外婆当时的内心状态。外婆没有号啕大哭,也没有非常激烈的状态。她和外公是那种人生永远不能有交点的结局。所有的情感,在那一刻都迸发出来。”

1984年4月19日,贺子珍在上海逝世,享年75岁。贺子珍身份特殊,关于葬礼规格如何,上海市委无法定夺,请示中央。批示:“我们中央的领导人都要去送花圈,贺子珍的骨灰放在一室。”

的批示相当于给贺子珍的葬礼规格定了调,4月25日,遗体告别式举行,、、陈云、、等党和国家领导都送来了花圈。当贺子珍遗体火化后,党中央方面还派出专机将骨灰运到北京。随后,贺子珍骨灰放在了八宝山公墓一号室,这里是同志存放骨灰的地方。

葬礼一切程序结束后,官方各大报纸播发了贺子珍逝世讣告。讣告结尾处,党中央给了贺子珍这样的评价:贺子珍同志是坚强的战士,中国优秀党员,她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艰苦奋斗的一生。

发表回复

您的电子邮箱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